雷杰玉一直害怕，自己会和父母一样，如候鸟一般在东莞和故乡湖南之间来回奔波；更害怕，子女像她一样，继续成为留守儿童。
雷杰玉的父母，随着中国第一波打工潮涌入珠三角工厂。他们被称为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，用双手造出了全球无处不在的“Made In China”和中国沿海一座座高楼林立的新城市。
〓 东莞晋升新一线城市
他们的身份也成为学者研究、政府关切的“社会问题”：农民工作为新城市的建设者，很难融入新城市；他们的子女留守家乡，教育跟不上，不少人又走上了打工路。
这种“代际循环”的困境，究竟如何打破？
2010年前后，一批新生代的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，抓住了东莞产业转移、升级的机会。当一些人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他们接过破旧的厂房和机器，在忐忑不安中跨入了全球大市场。
父母没有给予多少原始积累，却让他们无惧无畏，拥抱正在兴起的跨境电商。十余年后，当又一场全球性危机——新冠疫情袭来时，他们展示了逆势增长的韧劲。他们输在了起跑线，却提前十年赶上了“数字化新外贸”的浪潮。
“父母打工，我也打工”
东莞市飞尚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杰玉还记得，每次春节过后父母离开故乡时的情形，看着他们乘坐的小巴车开走，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在她三岁时，父母就外出打工。曾经对父母的感觉，“又亲又陌生”，她知道这对男女是对她好的最用力的两个人，但她需要的他们的时候，又够不着，这种复杂的感情，让她从小缺乏安全感。
〓 雷杰玉的父亲是东莞第一代打工者
1988年以后，东莞以“三来一补”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，利用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时机，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，成为全球瞩目的“世界工厂”。1995年，东莞的外贸达到历史最高值，外向依存度达到433.8%。
雷杰玉的父母是第一批懂得外面打工比种地好挣钱的农民，背井离乡涌入珠三角，并为此感到骄傲，因为他们的日子眼看着比别人越来越好，当别人还在愁学费时，他们的孩子已经有了每月上百元的零花钱。那时候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孩子后来会被称为“留守儿童”，并成为充满争议的社会现象，而自己作为打工仔的身份，也一度成为新闻热词。
有数据统计，1986年到2006年的20年间，东莞暂住人口增长370余倍。
廖启明比雷杰玉的父母晚十年到东莞，那时候，打工仔的身份已经被打工仔自我“认同”：我们是东莞的燕子，在故乡与东莞之间飞来飞去，但很难在这里安家。
他记得，当时，厚街、寮步、大朗、虎门、长安等镇子的工厂林立，流水线上的工人忙碌的如同工蚁搬家，下班的时候，身着灰色、蓝色工服的工人们如潮水一样涌入杂乱的商业街、城中村，这是一座混乱无序又充满活力的城市。
但是，那时，很少有人认为这里是可以当做家的地方。
“工业区的商业街上，陪你吃廉价麻辣烫看盗版VCD的朋友，第二天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消失了。”这座移民城市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难维系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指不定哪一天，就各奔东西。
〓 东莞，汇聚数百万外出务工人员
雷杰玉中学毕业以后，走上了父母一样的路——去东莞打工。第一代打工者虽然改善了家庭的生活，但留守家乡的孩子受教育程度不高，又成为“打工二代”，并不是个别现象。
“这好像是一睁眼就看得到并且是能看到的唯一的一条路，父母打工，我也打工。”最初，雷杰玉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伤痛。
直到她有了第一个孩子，孩子三个月时，她再次踏上去东莞的路，同样是坐小巴车，车开动的时候，她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眼泪也流了下来。
她说，她惊恐地意识到，孩子和她一样，也将成为留守儿童。更让她惊恐的是，她不知道如何改变这种轨迹，因为他的父母在东莞二十多年，都没有在东莞安一个家，她当了几十年的“留守儿童”。
“你只负责安装某个零件”
雷杰玉来东莞的时候，并不是一个好时机。
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欧美市场萎缩、人民币升值，原材料与人工成本上涨，让身处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东莞面临转型考验。
雷杰玉在东莞呆了两年以后，听说自己的一个发小在老家的服装厂做工，收入都和她一样，更加怀疑留在东莞的意义。随着中国中西部经济的发展，本地就业已经成为农民出外打工之外的选择。
抗拒离开东莞的，却是她的父母。与同一代农民工相比，他们更有魄力——砸下打拼几十年的积累，自建“工厂”。
说是工厂，其实是在一个工厂角落租的一个角落，安装了八台缝纫机，生产运动服装，“虽然发不了家，但总比在车间做工强”。
这个家庭小作坊为一家传统外贸企业做贴牌，只管生产，至于自家的产品卖到哪些国家，他们从不关心，也关心不上。
〓 新外贸人廖启明
比起雷杰玉的父母这一代人，新打工者挣脱自己身份的愿望更加强烈。
廖启明在东莞打拼多年，卖过面条、跑过业务。2005年，他租下一个小院，用铁皮搭了个简陋的车间，掏出全部积蓄购置了一套设备，开始生产台布、塑料袋等包装材料，创办东莞市金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。
金融危机一来，不少工厂宣告破产，为了生存下去，廖启明选择创业，他掏出全部积蓄，以低价租下一个房东因生意萧条而急于脱手的厂房。
尽管厂房仍颇为简陋，但廖启明内心隐隐雀跃，作坊成为工厂了，但同时面临更大的挑战：生产能力提升了，东西怎么卖出去？
过去，雷杰玉的父母、廖启明等小工厂主，只是外贸生意中的一环。他们自己建厂生产，至于生意，还是依托大工厂或贸易公司给订单。
换而言之，在外贸这条路上，创业的打工者们只学了半截：通过打工学会了如何生产外贸产品，但从未学会怎么做外贸。
“这和在车间干活差别不大，你只负责安装某个零件，至于最后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，你不用关心。”廖启明说。
“父母几十年在流水线上，练就了一手好手艺，他们认为，主要产品好就不愁卖。”雷杰玉说。
但生意的真实逻辑并非如此简单。小作坊的命运，完全系在别人身上。随着制造业的转移升级，大浪淘沙，小作坊的订单越来越少。
“经常处于停工状态。很难有稳定连续的订单，运气好的话偶尔会接到零碎的小订单。但利润很低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”雷杰玉说。在她接手的时候，父亲留给她的，除了8台机器外，还有4万元的外债。
金融危机倒逼传统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，风口浪尖上，那些给大工厂拿订单、实际上是给别人打工的小工厂、小作坊，被直接推到了充满未知感的国际市场，命运岌岌可危。
在最艰难的时候，雷杰玉接过了父亲的八台缝纫机，创办东莞市飞尚运动用品有限公司。
在她看来，这个寄居别人工厂的小作坊，虽然已经养不起家，却是父母的一辈子心血，更是一家人留在东莞的理由——他们确实也没想到除了回家种地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。
“从工厂主变成企业家”
小工厂想要存活下去，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外贸链路。
除了生产出产品，剩下的都要从0学起：寻获海外订单，还有更复杂的报关通关、国际物流、出口退税、收结汇，等等。
每一个环节，对于打工出身的创业者来说，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。单单是外语和专业词汇，就让廖启明一头雾水。
2010年，一群年轻人从杭州来到了东莞，他们主动又热情地表示，随着东莞外贸产业链的重组，本地将有一大批工厂面临如何做外贸的困惑，而他们已经带来了全套的解决方案。
其中有个叫秦梦佳的姑娘，来自阿里巴巴国际站——马云1999年创立的第一个业务，此时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B跨境电商平台。
〓 雷杰玉带父亲做外贸
由于B类平台不面向消费者，很多人对此闻所未闻。当秦梦佳第一次找到雷杰玉时，对方一度觉得，这会不会是一帮顶着阿里巴巴名头的骗子。
雷杰玉最终选择相信。一来，当时她为了改善工厂生产条件，筹借了20万元，生产能力上来了，但东西卖不出去，几无退路；二来，这个姑娘接触下来，还是不像骗子。
雷杰玉决定放手一试，但一直做线下业务的父亲却难以接受。父女俩曾多次争执。在老人家看来，好不容易赚的钱不拿回家，反而投在这些不知所谓的平台上？
雷杰玉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。尽管开通了阿里巴巴国际站，但初期订单并没有如同想象那样如雪花般飞来。她找到平台，气愤地质疑，“为什么给了钱，平台一直不给我派发订单？”
尽管国际站一再解释，需要配合平台做出一系列改变，并不断邀约她前去学习拜访其他成功的案例，但都被雷杰玉拒绝，在她看来，这些伎俩，就是在捆绑她不断支付费用。
“当时我没有公司老板的思维，就想赚钱。”雷杰玉说。后来在秦梦佳数次拜访下，她终于尝试着去参加了活动，第一次接触到专业的公司运营、市场分析、数据来源等知识，第一次意识到，运营线上一家外贸企业需要“换脑子”。
迫不及待的她拉上国际站，希望能通过更多专业学习重新建立团队，定制公司制度和产品标准。
思维在一次次的学习中发生着蜕变。
2017年12月，结束了国际站所组织的管理实践培训后，雷杰玉激动得整宿失眠，独自搬着板凳在卫生间的洗手台上做着笔记，并激动地给秦梦佳打了4个小时的电话分享自己的成长。
那段时间里，雷杰玉扩充了团队，招募到专业的外贸经理、运营、美工等人员，并频繁地参与国际站所组建的各个活动，如同海绵般疯狂吸收着公司管理、发展规划等知识，并在不断实战中获得突破。
2018年由国际站所举办的“城战”中，雷杰玉率领着3个员工，将此前参会所学来的管理制度套用在自己身上，经过20天不断冲单、复盘和总结，业绩达到200万元，实现第一次“人生巅峰”，并提出“2019年实现1000万元”的目标。
2019年，公司业绩突破千万，打破了所有人的意料。2020年，仅用3个月就完成1500万业绩的雷杰玉将年度业绩从最初的3000万调整为5000万元，并计划着2021年实现“亿元梦”。
廖启明则是带着强烈的期待，2011年就一头扎进国际站。在他看来，国际站能为自己提供具体而有用的数据，哪些领域的产品更适合海外市场、哪类单品销量在未来存在爆发的可能。
参考国际站数据指导，廖启明重新调整了工厂生产线。以前他只知道做材料辅料，如今则涉足生产台布、糖果袋等成品市场，继而通过国际站将商品销往欧美多个国家。同时他还通过国际站反馈的商品数据走线，第一时间掌握市场需求动态，进而及时调整生产线。
〓 曾经的打工仔投入新外贸，创办自己的公司
2019年，廖启明工厂的销售额达到1.6亿元，其中95%的收益来自海外市场。
“国际站不仅仅为客户带来了订单，更改变了传统模式走向全新阶段中存在的草莽思维，让我们从工厂主变成了企业家。”廖启明说。
“新外贸让我们成为新莞人”
时隔十年，当又一场更为猛烈的全球性危机——新冠病毒疫情袭来，事实证明，当时年轻人们的选择是多么正确。
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上半年，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3.2%，其中，出口下降3%；进口下降3.3%。
在一般贸易、加工贸易和跨境电商三大贸易方式中，跨境电商版块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，上半年跨境电商同比增长26.2%。
而作为全球第一大跨境电商平台，上半年，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80%，比行业水平高出超过50个百分点；订单数同比增长98%。
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撰文分析，近年来阿里巴巴国际站构建了全球支付结算金融、数字化关务、数智化物流三大跨境供应链体系，提供全链路、一站式智能解决方案，打造数字化“新外贸”，通过大数据匹配供需解决“订单荒”，以全面稳定的跨境供应链解决“履约难”。
他甚至断言，跨境电商是世界贸易发展的大趋势，此次疫情中跨境电商只是“练兵”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未来跨境电商将是中国商品走出去的“主力军”。
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一季度，东莞企业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实现“三连涨”：出口订单2月较1月日均环比增长10.8%，3月较2月日均环比增长31.4%。
6月8日-28日，阿里巴巴国际站举办首届阿里巴巴网交会，东莞的海外订单量冲进了全国前十。
雷杰玉、廖启明等人，正是提早布局，从加工贸易赛道转到了跨境电商赛道。
在疫情期间，雷杰玉的运动用品通过国际站，订单仍源源不断。廖启明则购置了新的厂区，投资近千万添置了新设备，不断联系国际站，希望能帮他找到最新的爆品。
他们的最新身份，叫“新外贸企业家”。更重要的是，“打工-留守-打工”的命运循环怪圈，划上了句点。
〓 雷杰玉和父亲成为“新莞人”
雷杰玉在东莞买了房子，三代人住在一起，家里再没有留守儿童。因为工厂的效益好了，她给自己的员工开出了行业最高的薪资，希望他们都可以在东莞买房，把留守在老家的孩子接到东莞。
现在，没有人再叫他们打工仔，“不是因为我们当了老板，而是因为这座城不仅仅可以打工，还可以安家，这里把我们叫做新莞人。”
廖启明有时站在南城的CBD感慨万千，往左，可以看到玉兰大剧院和东莞行政中心，往右能看到东莞第一高楼环球经贸中心和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。松山湖春天会开成花海，旗峰山四季长青。越来越多的人在玉兰大剧院里欣赏话剧。废弃的厂房变成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。曾经的世界工厂慢慢蜕变，越来越显示出现代化城市的景象。
人们记得东莞曾经的奇迹。IBM亚洲区副总裁曾说过：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，全球将会有70％的电脑产品缺货。
现在，东莞的奇迹仍在继续。2017年起，东莞已经连续4年列入新一线城市，是中国外贸第三城。《2019年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》显示，东莞城市活力位列前三，仅次于深圳、广州。
素材来源：凤凰WEEKLY
